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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澄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序论(摘录)

     日期:2012/12/19

中国佛学是随着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。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,不断变化,不断发展,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新学说。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,一方面,印度发展着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断传来,给予了它持续的影响;另方面,已经形成的中国佛学思想也逐步成熟,构成了如天台、贤首、禅宗等各种体系。因此,所谓中国佛学,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,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,而是吸取了印度学说所构成的一种新说。我们所要讲的中国佛学,就以此为主。

中国佛学有它自己的特点。要了解它,须从它如何发生、成长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结构等许多方面去考察。中国佛学的发生和发展,有它内外的主客观条件,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印度思想都有区别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︰

 

第一,属于传译和讲习方面。中国佛学学说的来源,基本上是依靠传译和讲习为媒介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条件。

印度佛学产生于西元前五世纪,其宗教部分传来我国的时间要比学说早一些,约在西元前后。佛教哲学,因其内容复杂,需要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才能得到传播,所以要迟一些,据现有史料看,约在西元二世纪左右。

这样,佛学从产生到传入中国,前后相去有七百年。在七百年的过程中,它本身曾有很大的变化;大乘的产生,相对小乘而言,当然是个重大变化;单就小乘说,变化也不小,其中部派繁多,有分有合,后来说一切有部将小乘佛学发展到登峰造极。非但学派不同,引起内容差异,即同一学派,由于传播地区不同,也带有严重的地方色彩。如同是说一切有部,流行于东方迦湿弥罗和流行于西方健陀罗的就很不一样。

自然,传入中国,决不会按照它学说发展次第来介绍,而是混杂一起传播的。又由于译人的水平和传承关系,对于这些复杂情况也不可能全部了解,因而也不可能就学说发展的次第作介绍,只能是就各自所尊所懂的来传译。因此,在翻译上就看不出佛学思想的发展顺序了。

翻译的经籍本来就难理解,加上当时又不可能明了它的发展线索,更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。所以在翻译之外还必须辅之以讲习。讲的人当然又是按照自己所学所知的来讲,听的人就不能不借助于自己原有的中国思想底子去理解和接受。换句话说,是将自己本土的学说与印度学说作比较,即所谓‘格量’(以中国学说尺度来衡量)的方法。这是规定中国佛学特点的一个基本条件。

 

第二,与上一条件有密切联系的是属于研究和融通的方面。随着资料增多,所传的义理也逐渐明确了,就有可能进行研究,加以融会贯通。但如上所述,由于受了传译和讲习的限制,翻译与理解都不可能如实反映印度佛学的全貌,因而这一步工作,也只不过把以前传习的范围比较扩大一些而已。

佛典的翻译有许多模糊和不正确的地方。这首先是由翻译本身的困难造成的。例如,把梵文译成汉文,要找到与原文概念范畴相同的语言来表达,有时就很困难,因此不得不借用某些大体相当的语言,这就有可能走样了。

其次,文字的表达还往往受到思想方法的影响。印度人的思想方法与中国人的不完全相同,例如,印度逻辑同我国古代墨辩、名家的逻辑就不一样。思想方法不同,会影响文字的表达;文字的表达也会影响思想方法的接受。这样,学说的传播就形成了种种的变化。

再次,时代和社会条件也能影响传译与研习的风尚。中国和印度的佛学思想,各有自己的历史的社会的基础。就社会条件看,印度和中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时期,具体情况则不同,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较发达的阶段,而印度则处在封建社会形成时期。因此,要把印度思想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,就不完全适用。

 

由此看来,佛教在中国的传译和讲习,必然会有不正确之处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例如,关于‘如性’这一概念,当初译为‘本无’。现在考究起来,这是经过一番斟酌的。‘如性’这个概念来自《奥义书》,并非佛家所独创,表示‘就是那样’,只能用直观来体认。印度人已习惯地使用了这一概念,可是从中国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与此相应的词。因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比较看重实在,要求概念都含有具体的内容,所以没有这类抽象含义的词。

所谓‘如性’即‘如实在那样’,而现实的事物常是以‘不如实在那样’地被理解,因而这一概念就有否定的意思︰否定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。所以‘如性’也就是‘空性’,空掉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。

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要求,并不必否定了不实在的那部分以表示否定,只要概念具有否定的可能性时就表示出来了。所以佛家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叫作‘自性空’,‘当体空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译成‘本无’原不算错。而且‘无’字也是中国道家现成的用语。要是了解‘本无’的来历,本来不会产生误解。但这种用意只有译者本人了解,译出以后,读者望文生义,就产生了很大的错误。最初把这一概念同老子说的‘无’混为一谈,以后联系到宇宙发生论,把‘本’字理解为‘本末’的‘本’,认为万物是从无而产生。这一误解并未因它的译名重新订正而有所改变。例如,以后‘本无’改译成‘如如’、‘真如’等,反而错上加错,以至于认为是真如生一切。这种不正确的看法,代代相传,直到现在。总之,我们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佛学的单纯‘移植’,恰当地说,乃是‘嫁接’。两者是有一定距离的。这就是说,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。

试以玄奘的传译为例来说吧,他是继罗什以后在中国传布正统印度佛学的第一人,理应与印度本土的佛学思想相接近的了,事实不然。不但他的传译带有中国风味,而且还把中国风味带到了印度。例如,他在那烂陀寺同师子乎论,写了《会宗论》,会通中观学派与瑜伽行学派的观点,这种会通的办法在印度当时是少见的。再如,他回国以后,本人无暇顾及成立自宗的体系,全靠他的门人窥基创设规模。窥基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有影响的人物,经他整理的得意之作《成唯识论》在谈到四重胜义时,对最后一重‘胜义胜义谛’,就用了‘一真法界’这个具有中国风味的概念来表达,这也不是印度的说法。所以尽管玄奘把中国以前的佛学作了清算,又亲身到印度留学,学习得很有成绩,但也并没有缩小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距离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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