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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吉富〈印顺佛学思想的特质及历史意义〉(摘录自《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》)

     日期:2012/5/10
qnfj    (一)前言
    从1950年代到今年(1991)的四十几年间,印顺法师是在佛学思想上对台湾、香港、东南亚等地华人佛教徒影响最深最大的出家人。迄今为止,他的佛学著作仍然是上列地区佛教界的热门读物。他在佛学上的地位,仍然被大部份华人佛教徒仰望为当今的泰山北斗。
    印公是一位以著述贡献佛教的大德。就古人之‘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’三不朽的分类法来看,他明显地是因为‘立言’而卓然有所树立的。如果以慧皎《高僧传》的十科分类来看,他应是属于‘义解’科上的高僧。因此,就风格而言,他一生所显现的是相当清晰而单纯的。
    迄今为止,印公著述之行世者,共有四十册。此外,还编辑过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等四部书。就著述言,可分为二类,即《妙云集》与《妙云集》以外的作品。而就内容言,可以分为三类︰
(1)经论讲记︰如《中观论颂讲记》等。
(2)通俗性著述︰多为通俗性的弘法演讲记录。
(3)专书︰如《妙云集》中的《中观今论》、《唯识学探源》等书,及《妙云集》外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》等书。
    此外,如果就其著述时的年龄来分;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著作,共有十四部。七十五岁迄今的著作有九部。以七十五岁以上的高龄,还著述不懈,佳作迭出,此等风范,委实令人歆羡。今年(1991)夏天,印公又口述完成《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》一书(昭慧法师整理)。以八十六高龄及虚弱体质,仍能坚持贡献其所学于社会,此等工作精神,尤足令人景仰。
    (二)思想背景
    印公出生于1906年,出家于1930年。这个时代,就传统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来看,是属于强弩之末的衰微期。中国佛教的衰颓现状,与佛法的变质,使印公深有感慨。但是,这个时代也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钜变时期。佛教界有心革新的大德也不在少数。其中,出家众的太虚大师与在家众的欧阳渐,就是个中翘楚。他们对佛教思想、佛教教团与制度,都有与传统不同的看法。对这些迥异于传统教界的革新倾向与态度,印公自是不能毫无所感。加上当时陆续输入的日本佛学研究成果,印公也不能毫无所见。
    因此,印公思想成长的时代,可以说是新旧思想相互激擎时代,也是现代日本佛教学术成果开始输入我国的时代。太虚、欧阳渐等新潮流思想对旧有佛教传统的批判,日本的新式佛教研究与传统中国佛学的差别,都对印公的研究生涯,有相当程度的冲击。
    如果全面地透视印公的思想,上述这些新旧思想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,是有差别的。即使是影响他最大的太虚大师,其与印公之间,对佛法的判摄、抉择等方面仍有甚大的差异。因此,印公所受到的时代冲击,是在复杂多面的外在因缘刺激下的思想反省,并由此而作某种义理上的抉择与树立。并不是单纯地对新时代思想的无条件模仿。
    (三)个性与佛学成就
    四十几年来,印公能够在佛学上留下如许众多的成果,这与其人的个性应该不无关联。依据笔者的观察,下列这些由独特个性所衍生出来的条件,应是使他能够累积如是功力、成就钜大佛学成绩的主要原因︰
    (1)冷静、理性、喜欢独处,及不擅应酬的生活习惯。
    (2)治学时,一味求真求实,期能研求出真正的佛法。他不迎媚时流,更不为中国既往的传统所拘囿()。即使面对的是他心目中所最钦仰的太虚大师,如果在佛学领域中有不同的看法,他也不致因为彼此情谊而扭曲己见。
    (3)毫无宗派成见,绝不落入传统宗派的窠臼。
    (4)具有历史意识。他虽然未曾受过学院的史学训练,但仍具有过人的史识与精审的史法。他的治学特色,是先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,然后再给各义理体系作客观的批评。
    (5)不迎合信徒,不走世俗经营寺院的路线,能够甘于枯淡,而将‘研求佛法’作为毕生坚持的目标。
    这些个性上的条件,加上他曾累积甚多传统佛教学者所应具备的资粮(他曾数次通阅大藏经),又对二十世纪的新式佛学研究法颇有取资。能如此融会新旧佛学研究精华于一身,乃使他在未受过学院训练,又不通晓外文的情况下,仍能著述等身,卓然有所树立。
    纵观印公的著作,其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,大体有下列几项︰
    (1)强调、而且弘扬《杂阿含经》等原始佛典的重要性,并继吕澄之《杂阿含经刊定记》之后,再作精密的探索,而有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行世。
    在弘扬《杂阿含经》等原始佛典方面的努力,已使台湾地区佛教界产生了不少专研《阿含》或重视《阿含》的佛教人士。而他在整理《杂阿含经》方面的成绩,也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同。日本的原始佛教权威学者水野弘元,即曾撰专文赞扬印公在这方面的成就。
    (2)将印度佛教的发展,分成‘佛法’(包含根本佛教、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)、‘大乘佛法’、‘秘密大乘佛法’三阶段。以为三阶段的不同佛典,是四悉檀的分别开展。
    ‘佛法’的‘第一义悉檀’,是一切法的根源,代表经典是以《相应部》(杂阿含)为主的《四阿含》。‘大乘佛法’初期的‘大乘空相应教’,相当于‘对治悉檀’;后期的‘真常不空如来藏教’,相当于‘为人生善悉檀’。而‘秘密大乘佛法’,则犹如‘世间悉檀’。
    (3)发现大乘佛法产生的主要原因,是‘佛涅槃以后,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’所逐渐发展形成的。他以为这一原因,正是理解从‘佛法’发展到‘大乘佛法’的总线索。
    (4)对大乘佛法的思想,作新颖的判摄。主张大乘佛教思想可分为︰性空唯名、虚妄唯识、真常唯心等三系。这是创说于1941年的著名的‘大乘三系教判’。
    (5)对于佛法中的空义──《阿含》的空与龙树思想中的空,有透辟的发挥与解析。他以为‘《阿含》的空,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。部派的空,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。《般若》的空,是体悟的深奥义。龙树的空,是《般若经》的假名、空性,与《阿含经》缘起、中道的统一。’
    (6)我国的中观学发展到唐代,由嘉祥吉藏集其大成。但是吉藏之后,则后继无人。千余年之后,才由印公再兴斯学。他的《中观论颂讲记》、《中观今论》、《性空学探源》等书,不只对龙树的中观思想有精辟的抉发,而且对中观的思想渊源也有超迈前人的透识,他以为中观思想是《阿含经》思想的通论,并且以为《阿含》、《中观》思想是一系相承的佛法核心。
    (7)对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,有大异明清以来传统佛学界的看法。此外,其《中国禅宗史》一书,对印度禅如何演化为中华禅的关键所在,也有新颖而深入的解析。
    (8)在佛法的信仰价值方面,他主张(原始)佛法比大乘佛法、秘密大乘佛法更为纯正。在大乘三系中,以‘性空唯名系’最为近真,而‘真常唯心系’则较为偏离。并主张人间佛教比天乘佛教(密教)更可信。
    (四)印顺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意义
    传统的中国佛教思想以大乘佛法为核心,但是中国佛教徒所汲取的大乘佛法,与印度佛教并不全同。印度大乘,以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为主流。真常(如来藏)思想则是支系。这种主从位势,与中国佛教恰恰相反。
    中国佛学虽然也曾发展出三论宗与唯识宗,但是,这两个可以拟配印度中观、瑜伽二派的宗派,在中国流行的时间都不长,也不是中国佛学的核心。中国所盛行的是在印度并非显学的真常唯心系思想。这种发展趋势,自明清以来尤其显著。
    在佛学思想上,《楞严经》、《圆觉经》、《起信论》等真常思想的佛典是中国佛学界的热门经典,而中观、唯识等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思想在近代我国佛学界则乏人问津。这种趋势的长久发展,当然使中国佛学距离印度主流佛学愈来愈远。
    印公研佛,从三论、唯识入手,长年的研求,使他对印度大乘佛法的核心教义有清楚的认识,加上对阿含教法的体认,对菩萨道之宗教精神的把握,乃使他的佛教思想与宋代以来的传统佛学大异其趣。
    印公以为佛教经过长时间的、不同地区的流传,产生了很多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有的改变。在这些改变之中,有些是合乎佛法原理的发展,有些则是悖离佛法原理的过度适应。
    在印度的佛教发展史中,他重视原始佛法及初期大乘思想。在大乘佛法的空、有、如来藏三系思想中,他以为龙树的中观系与无著世亲的瑜伽行系较为合乎佛法本义。至于如来藏系的理论核心,则距离佛法较远而接近印度神教的真我、真心思想,是为适应世俗而流行开来的。
    在印公的著述里,如来藏系思想被命名为‘真常唯心系’。真常唯心系的经论主张众生的生命中有‘真我’;主张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如来藏、我、佛性,与自性清净心。印公以为这是‘佛德本有(本来是佛)论’,是佛法为适应印度教神学所引起的误解。这种误解,终于在印度大乘佛教后期成为一股思想界的逆流,而掩没了佛法的真实面貌。
    基于这种认识,印公对中国佛学也有与传统佛学界不同的看法。他以为︰
    (1)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系思想,是一种偏离佛法本义的思想逆流,而中国天台、华严、禅等宗的思想则皆承继此系思想而来。因此,中国佛学的信仰价值自不如原始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。
    (2)中国佛学的特色是︰理论至圆、方法至简、修证至顿。具有这种特质的佛法,信徒往往急求修行成就,推崇隐逸自修。至于对大乘菩萨道之重视布施利他的大悲行持,以及集体修行的团队精神,往往付诸阙如。
    印公以为要对治中国佛教之积弊,必须‘立本于根本(即初期)佛教之淳朴,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(梵化之机应慎),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,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!’而在根本立场上,他是‘坚持大乘的’。对大乘佛法的看法,他‘以性空为主,兼摄唯识与真常。在精神上、行为上,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。’这里所谓的‘青年佛教’,是指‘在真诚、柔和、生命力充溢的情意中,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宝贵经验’的佛教。所谓‘人间佛教’,则是指‘脱落神化,回到现实人间’的佛教。
    像他这样的思想倾向,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。其所显现的特质及历史意义,至少有下列几点︰
    (1)求真与批判的风格︰印公大部份著述的核心目标,是在厘清二千多年来中印佛教发展过程中的若干质变现象,并指出佛法的核心义趣所在。其对传统中国佛学的全面批判,并不是宗派之间不同立场的义理争辩,而是对佛法在中国传播中所造成的失真现象所作的全面反省。就表面看,印公有贬抑中国佛学,而重视印度佛学(阿含及初期大乘)的倾向,但是就实际内涵而言,他所从事的思想工作,是在指出何者是佛法的纯正本义,何者是历史流变后的偏颇看法。这种思想上的反省,彰显的不只是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,而且也凸显了不受传统所拘宥的批判精神。这种风格,与讲究圆融、不敢批判的传统佛教界是相当不同的。
    (2)主智论倾向︰如前所述,佛法的真是真非,是印公一生所致力厘清、凸显的目标,对于传统佛教信仰界的含糊儱侗,他是不以为然的。
    追求清晰、合理而不含混的佛教信仰,讲求依法不依人的主智论(intellectualism)态度,反对不求甚解、依人不依法的反智论(anti-intellectualism)信仰风气,是印公著述所焕发出来的风格。这样的风格,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罕见的。
    早期佛法的‘如实观’、‘般若智’等观念,都在启示后人‘求真精神’的可贵。印公的主智论风格,正是求真精神的一种象征。
    (3)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指引者︰印公在上述求真、批判、主智论风格下,所展现的思想成就,就是为中国佛教的发展,指出一条可资遵循的大方向。就我国传统佛教的偏颇发展而言,他所指出的大方向与前此传统佛教所依循的显然不同。因此,要走上这一新方向,可能是佛教发展趋势的一种根本扭转。印公的思想,就像佛教历史发展路线上的路标。透过这一路标的指引,后人如果继承得宜,那么佛教史的发展,是很可能转向的;中国佛教史,是很可能有崭新的一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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